是「瓊林里的女兒」，也是「超人媽媽」
採訪當日，我們來到淑雯姐的家。擺著折疊桌和塑膠椅的客廳一角，還放著2016年選舉時淑雯姐的競選里長的看板，上頭印有「超人媽媽」的宣傳口號。
為什麼是「超人媽媽」，又為什麼會想選里長？淑雯姐說，在塭仔圳重劃區中，尚有許多住戶仍未完成個案排除，意味著在重劃啟動後，仍有居民要面臨迫遷的命運。她說若可以當選里長，就能更大力地去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。至於「超人媽媽」的稱號，則是競選志工以「保護在地」的中心思想，替她發想出來的。淑雯姐笑著說，其實原本還有「瓊林里的女兒」這個以淑雯姐自小到大都生活在塭仔圳的背景為出發的選項，只是最終仍以「超人媽媽」為定案，主打淑雯姐從塭仔圳反迫遷運動以來，不屈不撓的形象與精神。
2014年，內政部通過塭仔圳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，部分居民得知即將面臨迫遷，組成自救會，向政府尋求幫助、找議員陳情，淑雯姐即是其中一員。之後亦擔任自救會秘書長，挨家挨戶邀請大家來自救會一同開會。然而草創初期，組織零散，大家參與意願不高：「（成員們）一開始都沒什麼共識，工廠也不願意出來。」 面對不熟悉的行政程序，還有團體內部間的紛擾，內外壓力夾擊下，曾一度讓淑雯姐喘不過氣。
在與政府的交手的過程中，政府曾提出「先通過重劃案，之後再以通盤檢討的方式排除住戶」的方案，試圖使對行政程序不熟悉的居民妥協；又或者，市政府在召開說明會時，挪用居民出席簽到的簽名，作為「同意」重劃的意見調查。面對相關單位奧步層出不窮，自救會防不勝防，需要請教許多專家、學者、反土地迫遷運動者等等的意見。 最後，塭仔圳自救會是在輔大教授顏亮一，以及台大大新社成員的參與與協助下，才得以步上軌道，面對抗爭時始能提出訴求。
坐在眼前的淑雯姐，個頭嬌小，聲音輕細卻十分堅定，隨身攜帶的藍色帆布袋裡，裝有多年來搜集的資料，彷彿隨時遇到他人的提問時，都能準備萬全地應答。女性的身份有讓她在抗爭運動中受到什麼影響嗎？我們問。淑雯姐坦言，一開始大家都會認為自救會的會長應由男性擔任，自己也覺得男生比較有力量。然而，實際上一場運動是否能成功，有時並非只靠一個人的力量。後期運動中如何凝聚自救會成員的信心、維持運動的動能，需要靠的是長久的經營。「我都會去和社區裡的姊姊們聊天呀，跟她們說：『姊姊，妳要來喔，妳不來遊覽車就坐不滿。』就這樣一個拉一個。」淑雯姐挨家挨戶請託，展現了十足韌性。久而久之，居民們漸漸對迫遷議題有了認識，再加上學生幫忙編輯抗爭手冊、開會討論具提訴求、帶頭與政府溝通⋯⋯，五年下來，塭仔圳的迫遷運動，漸漸累積起龐大能量，終於在2017年激烈抗爭後，爭取到在都委會列席參與的權利。
不是「刁民」，更不是「暴民」
「台灣的重劃制度學自德國，卻和德國完全不一樣。」前大新社社員，也是後來塭仔圳反迫遷運動一員的吳俊奇說道：「德國的重劃會畫好幾個版本，讓居民選擇。也會舉辦會議、培力工作坊，跟居民進行討論和修改，甚至連哪幾棵樹要保留，都會清楚地畫出來。」相反地，台灣的重劃常常是政府、公務員或委外公司現地實勘一、兩次後直接畫圖。這樣逆行倒施的結果，時常讓居民在最後一刻才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將被拆除，引起更大的爭議。
居民要的不多，只是和政府「溝通」的機會而已。「有時候我們會覺得，好像許多人很難溝通，或是有人會認為『很多人素質就這樣』、『民眾都不懂』，所以沒辦法改革，但有時是政府沒花心思去溝通。」吳俊奇說：「抗爭的居民不是『暴民』，把想法好好說出來其實不見得會對立，事情反而會有進展。」
吳俊奇也特別提到抗爭活動在網路上的型態。他說，臉書上是一個場域，在現今的社會中對於文化宣傳極為重要。然而，很多事情是無法在網路上發生對話，是要在「實際接觸人群」、「面對面」時，力量才能被凝聚、氛圍才會改變，事情也才得以有所進展。舉例而言，自救會成員原本的利益、政治立場並不相同，卻也是在討論迫遷議題的過程中，漸漸發下成見，進而達成共識。
「現今的年輕人的確面臨極為艱困、令人灰心的處境，但，從事某些運動、提倡理念時，不需給自己太大的壓力，就是盡力而為。」他說。
塭仔圳的未竟之路
2020年，塭仔圳重劃案即將啟動。抗爭到此結束了嗎？淑雯姊說，她仍在盡力協助尚未被排除的居民進行個案變更。2019年12月底，塭仔圳自救會也成立了大會，今後將以「地方互助、文化傳承」的目標，繼續經營社區。
塭仔圳這裡就像一座大大的舞台，世居百年的家族、城鄉移民、工廠業主、政府官員在這裡各自扮演彼此的角色，而他們身後的社區與怪手，也並非相互對立。探究重劃的本意，便是透過溝通與交涉，共同尋覓出一條共榮發展的道路。而這條路，還沒走完。
